1935年盛夏十大配资排行，陕北清涧河畔，一支千疮百孔却意志如铁的队伍刚刚到达目的地。有人回忆，当时战士们脱下鞋袜，脚上的血泡连成一片，可大家说得最多的，却是几位“大姐”的情况——她们有没有掉队，伤没伤到人。有人感叹一句：“有她们在，心里就有底。”这一幕，倒是把党史上那几位名声在外的“女大姐”的分量，映照得很清楚。
说起“大姐”这两个字，在党内并不只是称呼，更是一种信服、一种依靠。尤其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漫长岁月里，有五位女性，被公认撑起了“党史大姐”这块招牌：蔡畅、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她们的身影，贯穿了从一九二〇年代到改革开放前期的整整半个多世纪历史。
这五个人，出身各异，性格也都很有棱角，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枪林弹雨和政治风浪里硬扛出来的“女中丈夫”，又在新中国建设中站到了相当高的位置，其中两位更是担任过正国级领导职务，在党史上极为罕见。
有意思的是，如果只看她们的头衔——将帅夫人、中央委员、副委员长、政协主席、部级干部——容易把她们简单归到“某某领导的夫人”“某某同志的助手”那一类。但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她们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硬生生干出来的资历和威望。
下面从五条不同的道路，一块看看这几位“大姐”，是怎么走上历史舞台，又是怎么站稳脚跟的。
一、从“蔡和森的妹妹”，到“永远的大姐”
要说“大姐”两个字在党内最响亮的，非蔡畅莫属。
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央在瑞金拟定红军主力长征随队女同志名单，共三十二人，实际走完全程到达陕北的是三十人。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当时三十四岁的蔡畅。她是这批人里年龄最大、党龄最长、资历最老、威望最高的一位，当之无愧的“带头大姐”。
蔡畅一九〇〇年出生在湖南双峰一个书香兼新式思想家庭。哥哥蔡和森，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期的同学和挚友，后来在一九三一年牺牲于香港附近海面。嫂子向警予，是党早期著名的女革命家，一九二八年在汉口英勇就义。母亲葛健豪，更是五十多岁还远赴法国支持子女革命，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有点“惊世骇俗”。
家庭环境，给蔡畅打下的底子非常牢。她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和李富春结婚。这个时间点不早不晚，放在党史上正好位于“一大”之后、“四一二”之前，属于最早一批职业革命者。
一九二五年，她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旋即被派到两广地区，任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参与组织省港大罢工期间的妇女工作。此后几年，风云突变，大革命失败，她又转入地下，辗转多地开展工作。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她在中央苏区担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这个职务放在当时的重要性，不亚于现在省级党委组织部长和统战部门负责人叠加。对照一下当时她的年龄，三十出头，已经是党内少有的“女中干将”。
长征开始时，中央军委对女同志是否随行，还有过不小争论。最后，毛泽东等主要领导认为，不能把妇女干部全部留下。蔡畅被明确指定随红军主力行动，一九三四年十月踏上长征路。几万人的大队伍里，她这个“大姐”不仅自己要坚持走，还得随时照顾体弱的女同志，做思想工作，协调关系。有战士后来回忆：“她说话不高，却很实在，听着就踏实。”
到达陕北后，蔡畅先后任陕甘省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长和陕甘宁边区妇女部部长。抗战时期，她在延安，参与筹建陕甘宁边区妇女组织，为后来全国性的妇女工作打了基础。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她当选中央委员，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女性政治家之一。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她主持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妇联名誉主席。同时，又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担任副委员长，级别为副国级领导人。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她的地位。毛泽东比她大七岁，从中央苏区时期起，就一直喊她“蔡大姐”。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和蔡大姐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我很敬重蔡大姐。”在党内能得到这样称呼和评价的人，并不多。
在国际友人眼中，这位“大姐”同样分量不轻。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蔡畅。”英国作家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谈到她时感叹：“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好的个性。”
从出身到资历，再到性格，蔡畅都有一种很少见的“厚重感”，不张扬，却站得住。党内许多新来的年轻干部，见到她时，往往下意识会叫一句“蔡大姐”，而不是直呼职务，这种亲近感和尊重，是几十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二、“女司令”“铿锵玫瑰”：战场上练出来的大姐们
说到党史上的“大姐”，还有两位不得不提：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毛泽东曾经的伴侣贺子珍。这两位，更像是从战火里拔出来的“铿锵玫瑰”。
一九一二年，康克清出生在江西万安县（旧称万罗县）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做童工，受尽苦日子。一九二八年，她加入红军，跟着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一年后，在赣南同朱德结婚，比朱德小整整二十六岁。这段婚姻当时在红军内部，也是颇受关注的话题。
和一般人想象中“温婉的元帅夫人”不一样，康克清身材高大，肩宽背厚，嗓门也不小。红军时期，她当过女子义勇队队长，带队打过硬仗。前线战士给她起外号叫“女司令”，不是客气话，而是确实在战场上指挥过作战。
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时，她背着手枪、军用地图，跟随部队一起出发。一路上，一方面要做群众工作，组织地方妇女支援红军；一方面也时常随队急行军。到达陕北后，她曾郑重向组织提出，希望能进部队系统长期担任军事指挥工作。朱德听后并不反对，反而鼓励她多学战术战例，将来做一个“懂打仗的指挥员”。从这一点看，两人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尊重对方理想的革命伴侣关系，而不是单向依附。
康克清晚年回忆，在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中，真正担任过战场指挥官的女性只有两人，一个是贺龙的妹妹贺英，一九三三年牺牲；另一个就是她自己。像这样的经历，在世界军史上都不多见。
再看贺子珍，很多人只知道她是毛泽东早年的伴侣，却不了解她在红军队伍中的角色。
贺子珍一九一〇年出生于江西永新。性格直爽，敢打敢拼。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她曾经在永新战斗中带领一支只有三支枪的赤卫队守卫永新南门，在城墙上与敌人进行激烈攻防，歼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在那个兵力、装备都极为紧缺的年代，这样一场小型战斗，意义很大。
传说中她是“百发百中的双枪女将”，这说法很传奇。她晚年回忆时却说：“我的枪法其实不好，根本打不了双枪。当年那次是形势所迫，两枪打倒两个敌人，是偶然。”这句实话，反而更能看出她的性格：不愿给自己贴金，但也不掩饰当年的血性。
这次战斗之后，她跟随王佐、袁文才上井冈山，成了井冈山上第一个正式编入队伍的女战士。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后，她开始接触毛泽东。井冈山时期，她一度给毛泽东当机要秘书，专门负责文件保管和誊写稿件。
贺子珍自己并不满足于“只写文件”。她曾坦率说过一句话：“我又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看到别的女同志独立带队、工作出成绩，她心里既羡慕又懊丧。这种复杂心态，在战时环境下很真实。
一九三四年长征途中，一次敌机空袭，部队迅速隐蔽。贺子珍忽然发现一名伤员还在担架上，来不及转移，她立刻从沟里跃出，扑在伤员身上。炸弹在附近爆炸，她头部和背部被炸伤十余处，鲜血直流。卫生员检查后，估计她撑不过两个小时。有人提议留在老乡家疗养，免得路上颠簸要命。
毛泽东当时很坚决：“留在老乡家，肯定只有死，抬着走，还有可能活。”最终，战士们把她抬上担架，一路艰难前行。后来她虽然挺了过来，但留下严重后遗症，建国后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一生再没完全恢复健康。
在极度疼痛中，她曾多次请求身边同志“给一枪算了”，也可以想象那种绝望。但她终究咬牙撑下来了，坚持走完长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享有三级残疾待遇，她终身没有领取补助金。这一点，有人看了会觉得有点“倔”，但也正是这种倔强，支撑她度过了之后坎坷的人生。
贺子珍和康克清，一个在毛泽东身边，一个在朱德身边，看似“夫人”，实际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战士。她们对“战友”二字，非常看重。有战友晚年回忆：“她们说话，永远先讲哪一年哪一仗，很少先讲‘我是谁谁的爱人’。”
三、从地下斗争到正国级：邓颖超的“无声力量”
在五位“大姐”中，真正走到正国级位置的女性有两位，一位是宋庆龄，另一位就是邓颖超。宋庆龄属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这里不展开；邓颖超则是典型从“五四青年”成长为共和国领袖的代表。
邓颖超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很早就接触新思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她当时十五岁，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同年五月四日前后，她在游行、集会中结识了周恩来，这段缘分，后来变成党内广为人知的一段革命伉俪故事。
比起一些性格张扬的同志，邓颖超的特点，有点“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她办事极有条理，记忆力强，情绪稳定，很适合做复杂细致的组织、机要工作。一九二五年，她担任广东区妇女部主任，参与省港大罢工时期的妇女运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她转入地下，多年一直在隐蔽战线上奔波。
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准备长征时，她已身患重病，但坚持随队出发，全程历经草地、雪山，一路顽强支撑，最后同其他长征干部一样，到达陕北。对她来说，这段经历，不只是肉体上的考验，更是政治上重新组合队伍、确立威望的关键阶段。
到延安后，她担任中央机要科科长、白区工作部秘书，负责大量文件、情报以及对外联络工作。同时兼任长江局妇委书记、中央妇委副书记。在一九四五年七大的中央委员名单里，女性只有三位：蔡畅、邓颖超、陈少敏。由此可以看出她在党内的分量。
一九四九年后，新中国政权机构建立，邓颖超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同时参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系统的统一战线、妇女和青年工作。从组织结构上看，她的位置更多偏向党内和群众团体，而不是政府行政系统。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后，由于周恩来总理承担的工作极其繁重，涉及外交、内政各方面，为避免“夫妻同居要职”的情况引起误解，邓颖超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再出任新的政府职务。她把精力更多放在党内、人大和政协工作上，始终保持比较低调的姿态。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八岁。同年十二月，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增补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这一刻起，她的职务层级明显提高。一九七八年，她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参与整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八三年，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召开，时年八十岁的邓颖超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正国级领导人，也是继宋庆龄之后第二位担任正国级职务的女性。这个位置，无论在宪制安排还是政治象征意义上，都极为重要。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岁。中央给出的评价，用了许多准确而分量很重的词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德高望重的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这段评价，既是对她个人一生的概括，也折射出党对一位女性领导人最高层面的认可。
四、“小麻雀”的大心脏：刘英的隐秘战线与后半生
相比前面几位家喻户晓的大姐，刘英的名字，在大众耳中出现得少一些。但查阅党史资料，就会发现她几乎每一段关键历史节点都参与其中，只是多在“幕后战线”。
刘英一九〇五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早年考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很快就接触到进步思潮。一九二五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二十出头，已是地方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骨干人物。
大革命失败后，形势陡然转入低潮。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一九二八年前后，刘英被派往苏联，进入相关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那会儿，电台联络是党内最重要的秘密通信手段之一，训练极其严格——收发电报要求高度集中，容不得一丝差错。她晚年说，自己多年头脑清晰、不易糊涂，很大程度归功于当年高强度电码训练。
从苏联回国后，她被安排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在少共中央局担任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务。这些职务名称看起来有点“书面”，实际就是负责青少年工作和组织发展。那时年龄不大，她却已经成了苏区青年工作系统的“顶梁柱”。
一九三四年，她也列入参加长征的三十二名女同志名单之中。因为身材瘦小，战友们喊她“小麻雀”。这个外号听着挺亲切，但没多少人知道，“小麻雀”的腿脚一点也不“娇弱”。翻雪山、过草地，她咬牙不掉队，即便有时累得直不起腰，也很少开口叫苦。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队伍重新调整。一九三五年二月两河口会议期间，刘英担任中央纵队秘书长，负责会议记录和文件整理。这个角色看似“文书”，实际关系重大。她要准确记录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发言内容，稍有遗漏就会影响后续决策。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张闻天当时对她产生感情，党内同志也有所察觉。刘英态度很明确：“长征不结束，不考虑结婚。”在战火纷飞中还能守住这条界限，有人觉得有点“较真”，但从她的经历看，这种认真也贯穿了一生。后来，两人确实在长征结束后组建家庭，这段婚姻在党史人物关系中颇为知名。
解放战争时期，刘英的工作重心转到地方。她先后担任合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辽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主要负责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组织整顿。这类工作，一般不容易出“名声”，却直接关系到解放区政权能不能稳得住。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她被调入外交系统，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人事司司长等职务。对一个有苏联学习经历、懂俄语、熟悉党内组织工作的人来说，这是比较自然的安排。在莫斯科的那些年，她参与处理了不少中苏之间的人事、交流事务，保持了高度克制和低调。
一九七八年以后，刘英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参与拨乱反正、恢复组织生活等工作。从一九二〇年代入党算起，她的党龄已超过五十年。对党员干部的优缺点，她看得很透，但说话一贯简洁，极少夸张。有人问她：“当年长征，是怎么挺过来的？”她淡淡一句：“队伍在，心就定。”
生活上，刘英异常简朴。她和张闻天只有一个儿子张虹生。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红二代”没有走轻松路，一度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十几年，之后调到南京大学当了一辈子图书管理员。家里没有什么“特殊照顾”的痕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刘英对下一代的态度：规矩摆在前头，靠自己。
五、几位“大姐”的共同底色
如果把时间轴从一九二〇年代拉到一九八〇年代，把这五位“大姐”放在同一张图上，会很清楚地看到几个重合点。
其一，几乎都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蔡畅二十三岁入党，邓颖超二十一岁左右就成为党的骨干，刘英二十岁出头就担任支部书记。放在那个年代，算是“早熟的一代”。社会大变局逼着她们做选择，一旦选定，就没有回头路。
其二，大多受过较完整的教育，又经历过严酷的斗争环境。蔡畅、邓颖超、刘英都在正规学校甚至国外深造过，同时又在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路上这样的环境里熬出来。既懂理论、又经苦难，这种复合型经历，让她们在后来处理复杂政治事务时，显得比较沉得住气。
其三，感情生活与革命生活高度交织，但个人身份并不完全被“夫人”角色覆盖。康克清、贺子珍、邓颖超、刘英，都可被称为某位重要领导人的伴侣或家属，可真正撑住她们历史地位的，是各自在妇女、青年、组织、外交、政协等领域的独立贡献。这一点，是需要特别辨清的。
其四，性格上都有一种坚韧的“内力”。不是简单的“刚烈”，而是能扛事、能吃亏，又能在关键时刻拉得住别人。这种气质，让“蔡大姐”“康大姐”“邓大姐”这样的称呼，听起来不像客套，更像战友之间打心眼里认的那种“姐”。
有人说，党史上的“五位大姐”，是那个时代女性形象的一种缩影。她们没有多少精致的身段，却有一股不愿服输的劲儿。枪响的时候，她们在战场；纸堆成山的时候，她们在案头；新中国的框架搭起来之后，她们又在人民团体、国家机关、纪检战线继续发力。
几位“大姐”先后离世多年，相关的档案、回忆录、口述史已经公开了不少。把这些零散材料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细节：无论是被称作“女司令”的康克清，还是被视作“圣徒”的蔡畅，或是被推到正国级位置的邓颖超，在很多关键场合都没有使用特别高调的语言，更多时候，只是简单一句“这件事要抓紧办”“困难再大也要过去”。听上去平平常常，却能在风浪最大的时候把队伍稳住。
从一九二三年蔡畅入党算起，到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出任全国政协主席，时间跨度整整六十年。五位大姐的名字，像五个钉子一样十大配资排行，牢牢钉在这六十年的关键节点上。她们不是舞台中央最耀眼的那束光，却是整个结构不可或缺的梁柱。把这段历史翻一翻，这一点，很难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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